1.一、研究者与公民 .:

我们将自己定义为研究者与公民。我们希望为理解和解释当代世界做出贡献，无论远近，与所有社会参与者进行对话，并借此与他们共同探讨和丰富知识。我们努力探寻微弱的信号，使萌芽中的问题愈发清晰。我们认为，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以及自身实践要尽可能地采取批判视角。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反思性已经成为每个人、所有人的生产力。 我们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并尤其关注空间，因为空间十分重要，也因为社会空间维度的探索为洞察当代各种动态提供了独特视角。我们还认为，“未来”必须成为一个永恒的议题，因为民主和发达社会迫切需要以此做出战略决策。 阐释知识与想象是知识的首要使命，其主要作用是扩大公民转化知识的自由。我们是理论、技术或实践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

2.二、 真理是我们的远景 .:

我们是建构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二者缺一不可：现实不仅包括物质世界，并且物质部分愈发减少。理想世界——思想、言论、想象、期望、计划——也成为现实的组成部分，它们不只是天真或虚幻的产物。科学、工艺、技术、哲学和艺术都是理想的产物，它们以各自的方式为更有效地理解现实提供了工具。为了理解社会世界，我们必须构建与现实相关的陈述，其中许多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构建，这便是我们所履行的真理工作。 我们反对那些公然践行“后真相”的政客。我们也不认同那些自诩“后现代主义者”的研究者，他们断言科学只是观点、效忠或制度之事，只关注观点提出者的履历而非其提议。正如保持清洁，保持怀疑（la doute）是研究中的必要常态，但过度怀疑（le soupçon）却不利于知识的自由产出：二者的区分绝非易事，但始终必要。 真理不会就在待揭开的幕布后等待我们，它是某个构想和发明的临时结论，随着情况变化和知识进步而不断改变。坚决摒弃“真理在被揭示前就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追求真理的理念。社会指望我们向其揭示真理，即使有时会令其不安。追求真理是我们的职责和责任，无论代价如何。放弃真理意味着撕毁联结我们与同时代人的契约。 然而，研究者并未垄断真理。我们的真理体系总是首先考虑现有的言论，讨论它们，或验证或反驳它们。前提是接受所有的不同，并利用它们在共同的、共享的、可理解的和可变的世界中进步发展。这需要我们倾听每个人的声音，无论他们的出身、社会地位或身份如何。

3.三、重建时刻至关重要 .:

接下来的目标则是同时追求一致性和相关性：寻找理论内部的矛盾，并允许现实的干扰。其可用性在于认真对待其他行为者的想法，包括普通个体的想法，承认其论证质量，并将其不确定性与矛盾性视作资源。目的在于尝试思考整合所有的想法，包括它们的差异和分歧。这便是知识的“重建”时刻，在我们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认为，除了驳斥有争议的陈述之外，也需要给予科学以外的真理体系真正的位置。

4.四、唯一的社会科学 .:

我们处于一个后学科的社会科学领域，并吸纳了其他类型的知识，如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哲学和艺术。我们认为社会现实是复杂的，甚至是超复杂的，但同时也是可思考和可理解的。我们鼓励各种严谨的方法，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方法，我们努力弥合不同认知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们试图测量一切可测量的因素，同样也考虑那些不可测量的因素，比如个人、事件或地点的单一维度。在认知过程中准确地呈现可测量和不可测量因素，正是社会领域科学研究的重大挑战之一。 实证与理论之间的冲突可以从实地研究、专题论著、比较研究入手，也可以在公理、模型和综合性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处理。我们认为实验实践的前景良好，但它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被错误地忽视了。 与其他人一起，Chôros致力于推动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出现，能够在社会所期望的问题和挑战上，使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与地理学、法学与历史学、心理学与语言学，以及任何其他知识领域的有益组合相互对话。

5.五、每个社会事实都是综合的 .:

我们无法逃避社会的复杂性，可以尝试让其变得更易理解，但不能试图将其简化。社会形成一个整体，即“社会性”（socialité），但其组成部分：个体、集体、组织、机构，即构成“社会性”的一切，也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和不可忽视的逻辑性。因此，社会世界与我们谈论的正是行为者和环境之间的无尽迭代。环境预示出行为者，但行为者也可以改变环境。其中，个体凭借其认知能力和在生物学层面进行战略选择的能力，声势浩大地登上了社会舞台。但个体性的涌现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消失。恰恰相反，相比社群模式，更多的个体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反之亦然。可以确定的是，每个社会事实都是一个综合性事实，企图逃避理论化过程是不切实际的，即便面对独特的研究对象也是如此。 因此，进行包容的整体和被包容的部分是深度交织在一起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使用“对话式系统论”这个表述：社会形成系统，但其人类组成部分，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非人类（物体、自然界）组成部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改变包含它们的框架的能力。尝试弄清整体和部分之间这些永恒的、有时合作、有时冲突的相互关系，对于社会智力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

六、栖居（habiter），是行为者与空间环境的相遇 .:

我们已经认识到将空间视为横向贯穿整个社会的关键维度的重要性。这并非其他事物的简单投射，也并非特例。我们认真对待空间。空间由物质、非物质和理念上的距离构成。探索距离的概念和实践的无限多样性是解读社会世界复杂性的有效方式。社会的空间维度被拆解成空间，即空间环境，以及空间性—行为者和其他操作者（代理者、物体）的空间行为。 关于空间，将对认知的努力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是栖居于空间中。栖居，意味着在行为逻辑和环境逻辑之间寻求一个脆弱的交汇点。行为者可能会受到暴力或敌对环境的压迫，但他们也可以破坏被忽视了脆弱性的环境。因此，栖居也意味着总是被自己所栖居的空间所影响和塑造（être habité）。栖居，最终也是“共栖”（cohabiter），因为每一个行为在这里都会产生集体性的、几乎总是社会性的影响。通过“栖居于世界”来探讨世界，从一开始便提出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问题。

七、城市：人类的自然环境 .:

城市化、城市性和城市规划最先构建了当代栖居方式。城市（urbain）已成为人类最“自然”的环境，即最显著、最强大的环境，其中城市（ville）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不该从乡村角度出发消极看待城市世界，而应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和文明。城市（ville）本身是一种空间选择，引出了各种重大空间问题：公共空间、流动性、城市性梯度、城市性模式、城市伦理和美学。 城市现象的分析涵盖各个尺度，既可以深入探索步行距离的度量以及人在公共空间内的互动关系，也可以通过一种全球性方法来探讨城市网络，它被视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结构。Chôros从各个方面、在各个地区研究城市特性，通过理论建模和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沉浸式调查来进行研究。

八、人类是流动的 .:

此外，城市促进了流动性（mobilité）。获得广泛的流动性，意味着对于每个人而言，流动性不断增加和多样化，并最终相互结合，通过各种途径，共同增强每个人选择其栖居地的自由度，且彼此不同。扎根于独特而神圣的土地的乡村时代正在完结，甚至在欧洲和亚洲等最重要的地区也是如此。当今的栖居者都置身于流动之中，他们正在与从未曾是乡村且一直流动的社会重新建立联系。旅游不仅仅是一种前往不同地方的产业，更广泛地说，它是一种与任何空间（包括最熟悉的空间）都可能存在的异他性（altérité）关系。自此，世界上的栖居者纷纷向祖先伸出手，数千年来，先人们一直通过创造或者改造来形成新的地点，并将这种可用可及的多样性传承给我们。人、物和思想的流动使得每个地方都成为其他所有地方的梗概。因此，每个人的流动性都涉及到其他所有人，即使他们似乎静止不动：如今，栖居于某地，便是栖居于整个世界（Monde）。政治问题至关重要，但却常被忽视。适用于流动社会的民主模式仍有待创新。

九、世界社会（société-Monde）正在崛起 .:

空间，随后是全球化、欧洲和所有新兴实体，它们都是新的空间，并通过其存在重新塑造了其他所有地图。这个世界（Monde）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存在。首先，它是影响所有其他尺度的最终尺度，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影响；其次，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人类唯一的生存之地；最后，它是在人类思考、讨论、时而渴望、时而唾弃的同时形成的。我们密切关注每个使“世界性社会”的理念进入公共视野的新事件，这意味着在这一层面上的自由和责任。生态意识首先是在这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与地球自然相关的问题，以及发展与和平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最需要规划的议题。在全球化阶段，政治领域所缺失的或至少是不完善的环节，导致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始终存在差距。这种混乱的过渡往往采取出人意料的方式。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发展历程值得关注，为此，需要摒弃狭隘的文化、地缘政治或经济视角，让全新的、意料之外的因素来改变自己的思维。

十、数字技术创造全球性网络空间 .:

空间也与数字技术有关，既是资源的集合，也是行动的框架，需要在其迅猛发展中进行分析，其非凡的变革力量不容低估，但也不可高估其新颖性。将数字技术视作一种空间，将互联网视为与其他数字空间和非数字空间相连接的全球性网络空间，对于分析这一全新又完全融入社会总体历史的现实具有无可争议的效用。数字技术不断重塑和重新分配中介角色的职责地位。在自由主义视角下，人们可能认为会发生一场彻底的去中介化运动：但实际并非如此，人们的互动链正在发生变化。普通个体从未如此直接地接触到众多活动或服务，与此同时，也从未有如此强大且不可或缺的行为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 数字技术是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其因，也为其果。它使行为者空间自由的增加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同时也凸显了国家的抵制以及全球性社会在形成过程中的伦理、政治和法律缺陷。 最后，数字技术激发了其他的研究方法。大数据为还原主义的新实证主义提供了契机：理论的概念已经过时，借助算法的生产和管理，计算机科学家们不再需要理论来思考现实。但事实恰恰相反。实证信息呈指数增长，更迫切地需要提出问题、假设和方法，简而言之，需要构建一个可以补充数据的认知体系。有利于研究的新视角借此得以开辟，这样既可以弥补国家统计设备的不足，也可以研究特定的现实，而不必试图将其归结为平均值。

十一、自然是一种社会环境 .:

自然与生物物理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涉及人类也受人类改造。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从空间角度来理解。自然环境是特殊的社会环境，由物理或生物逻辑驱动，但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存在，它们有着历史与未来，这都取决于人类，并且这种影响日益增强。 人类拥有两个自然相关层面：身体和地球。二者构成了栖居空间的特定层面，并与其他层面进行互动。因此，“世界”（Monde）和“地球”（Terre）共同占据同一空间，这赋予了人类重大的责任。至于身体，就目前而言，它并不能与自我完全分离，而自我也并非其简单寄生物。生态意识及其影响引发了重大的政治争论，因为理想的自然模式也是社会模式，其中包含重要的空间维度（城市化、流动性、与地方的关系）。

十二、地图创造新的空间 .:

在地图以及整个空间语言中，其他认知空间加入进来，与世界的空间性产生共鸣，并帮助呈现其复杂性。成功实现“地图转折点”（tournant cartographique），即信息和知识的可视化语言的升级，使其匹配当代社会理论与关键议题，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地图不仅仅是数据的可视化，还是一种复杂而开放的语言。它可以成为一种思考工具，使得更清晰、迅速地理解某些现实。例如，西方政治空间动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内容和动态就可以通过地图记录来把握。Chôros致力于促进新地图的制作与地图语言的反思之间的交流。

十三、空间：创造性的贯穿维度 .:

除了其自身的挑战外，社会空间维度还对认识某些新兴现实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公共财产、平等和正义问题、伦理转向都具有一部分明显有益的地理成分。通过将个体视为地理存在进行研究，包括其身体、运动、多标量和多尺度的实践以及空间资本，我们希望为心理科学的复兴做出贡献，使其摆脱不完整和简化的范式。最后，空间维度贯穿社会各个方面，从而连接了过去常被划分为封闭学科的领域。 与此种“后学科性”并行，通过扩大从事不同类型项目的团队，我们可以加速“跨学科性”的到来，将各种科学的理论研究、各类工艺、艺术领域，乃至普通栖居者使用的技术连接起来。

十四、未来是一种公共资源 .:

我们身处何时何地？ “过去更好”的想法盛行。尽管有其局限性，怀旧情感依旧作为比较现在和过去的一种机制存在。欧洲的未来并不明朗，或许正是这一点首先使其在目前的现实中显得脆弱。与此同时，个体、团体和社会的项目从未如此之多，但缺乏必要的汇集、协调以及公开讨论来让它们得以实现。缅怀过去并不机械地表明社会只关注其过去。记忆的态度也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信号。将过去重新转化成记忆也可以是现代化制度更新的一部分，即重新建立未来与现在的关系。通过清点他们眼中过去的事物，行为者们不仅是在指出社会的过去，也有助于鉴别当代情况并重新审视时间的度量方式。当下的时态风格也在改变空间尺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人类地理文化的庞大地点网络正在经历遗产化，并成为日后前景规划的第一手材料。 因此，只要结合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对过去的遗产化并不一定是消极的。然而，在受具有文化和反思能力的行为者世界里，未来不会被宣告出现，而是在欲望的对话间和期望的交锋中建立起来的。它既是整个社会综合意图的产物，也是个体或团体多种行为的结果。从此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公共资源。

十五、多数情况下，预测充其量只是再现了过去 .:

只有导致“现在”出现的过程始终起作用时，预测才会有效。这就是典型的盲目或懒惰地使用大量信息而不思考社会变革所导致的问题。这些信息的可预测性水平很低。试图在前瞻过程中接纳一些我们目前了解仍然有限的重大转变，相比机械地延长已有的曲线或周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此，尽管在我们对自然的认知中，生态意识这一分支是最近才出现的，其效应已十分显著，且不能通过简单地延续现有情况来预测。必须认清自然这一概念的悠久历史，它常在幕后但从未缺席，还要注意到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尚不清晰，但其存在已显现出来。同样，相比懒散地照搬欧洲历史，只要听听非洲女孩的期望和计划，本就能更好地预测生育率的显著下跌。

十六、大胆迎接颠覆性的未来 .:

如何构建一种前瞻性方法，来帮助公民思考可能的未来以及其中他们期望的未来？我们需要承认出现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性，并允许自己思考与如今相去甚远的世界来预见其爆发。这种虚构社会（société-fiction）应该比大众科幻文学和电影更具想象力，后者常常将不切实际的科技幻想与停滞不前、甚至过时的社会世界呈现结合在一起。 Chôros采用了一种交叉学科-跨学科的方法，既具有理论性也具有实验性，同时依赖于非指导性面谈和计算机建模。模拟与现下截然不同的未来具有双重用途。首先，它能更清晰地揭示那些可想象的变革所涉及的问题。其次，它可以测试当代行为者面对这些变革的可行性，从而通过那些看似微弱的信号来衡量当今社会存在的动态不平衡水平。

十七、要谈论未来，先倾听现在 .:

事实上，最有效的前瞻性方法至少不会误解当下，它将计划与想象纳入其中。当代的前瞻是指听取行为者的预测，而不是发表永不会实现的技术官僚式预言。这种“当下的前瞻性”以三种时间性为基础：沉淀的，被记忆化和制度化的现实时间（le réel）；在瞬时涌现的当前时间（l’actuel）；潜藏着尚不知晓哪些将会实现的可能性的潜在时间（le virtuel）。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关于社会现实的每种视角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两者紧密交织。前瞻性的关键在于要能在其识别和衡量都最容易的当下中，区分哪些属于现实的过去，哪些属于潜在的未来。为了实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是倾听个体如何看待现在，以及如何希望保持或改变它。这些行为者权力有限，他们之间也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他们十分强大，尤其是当他们达成一致时。他们的意图和要求已经成为并将日益成为未来的主要推动力。正是他们的欲望之弓，赋予原本毫无意义的时间之箭以具体的意义。

十八、通过各种语言认知 .:

知识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最大程度地利用语言资源并解除其禁锢。有些语言，比如口头和书面语言，是所有活动和领域通用的。其他语言则局限于某些领域和任务。这便是为何Chôros欢迎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和视听表达的专家。某些沟通方式融合了现有的技术和语言，比如慕课（MOOC）。其他情况下，差距更为明显：既非虚构片也非新闻纪录片的科学电影成为了一个新的领域。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融合越来越多，美学项目前所未有地深入社会生活，并对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研究者的工作。艺术和科学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认知行为的两个互补面。 Chôros尤其关注非言语性的语言，因为其中有尚未被科学充分探索的资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和思考，从而刺激创新。

十九、公民科学将公民视作公民 .:

让我们从作为认知主体的工作出发，走向政治和伦理。我们不是“投身”或“倒戈”于政治的研究者，更不是用科学术语来装点其政治立场的研究者。我们是实时的研究者：我们试图创造条件来使社会更好地自我掌控。 理解世界显然是行动的一种优势，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这赋予我们责任。但我们并不是专家，而是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人员。我们并不企图说明该做什么或不得不做什么。我们更希望成为自由的催化剂。正如在化学反应中，此“催化剂”的意义在于，我们希望自己变得可有可无：我们反对研究者应该衡量社会对于其他人决策的“可接受性”程度的想法。这不应由研究者判断，而该由公民决定。我们只希望帮助他们丰富和明确自己的观点：通过与其他情境进行比较来使对象相对化，通过改变视角与相关问题保持距离。我们不会说：“你们不能这样做”，而是说：“这就是你们想做的吗？” 因此，我们通过呈现它们是如何或多或少地彼此兼容以及它们为何呼吁战略选择，使在思想市场上交锋的城市性模式或自然概念更加明确。

二十、乐观，因为现实 .:

因此，我们项目的政治组成部分既乐观又现实，乐观是因为现实。我们审慎的乐观是基于以下观察：可以建立起某些机制，通过多次迭代，使得政治社会可以协调公民社会的种种期望。不同行为者期望之间固有的不相容性正在减弱，整体社会的期望也在逐渐调和，两者同时使得这一过程的成功不再那么不可思议。 与许多高高在上的专家论述不同，我们并不认同存在某些不可避免性和需要迅速反应以摆脱困境，因为我们相信长久争论、分歧、阐释和制衡的益处。我们也相信研究者的工作不仅是呈现现有情况，也包括提供其替代方案。然而，我们也提醒人们，不要为了应对当下迫切的问题（如不平等、身份封闭、恐怖主义、环境风险等）而屈从于紧急性的强制压力。那些说“是时候采取行动了”的人几乎总是正确的；而那些说“不再是需要讨论的时候了”的人几乎总是错误的。 作为公民和研究者，我们提出的并非 « 政治纲领 »，而是对关键问题的明确化，来让辩论更加清晰，让审议者更为自由。我们站在启蒙运动开创的进步主义视角，在我们看来，如今它依旧适用。我们可以用1783年伊曼努尔·康德所提出的来概括：“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句话首先表明，变革是可能的，并且是由人类—即每个人和他们共同构建的社会—来想象和决定他们想要前往的方向。也是由他们决定如何使用新获得的自主权来使每个人和所有人都走向更好的生活。解放、摆脱、远离所有强加的服从关系、在与其他存在的动态共栖中构建自身存在能力，似乎成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指南。这种表述也开启了关于待实现目标的疑问：作为这个世界的栖居者和公民，它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家园，我们又将如何利用这种新的自由？ 答案并未被写好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复杂且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推翻一切：必须日复一日地谱写答案。政治设想在面对众多强权同谋时被沦为“抵抗”，这种思想使得讨论日渐贫乏，它让人们以为维持现状可能是种好的选择。与翁贝托·埃科一起，让我们把世界视为一个“仁慈的谜题”。这个世界给出有时令人痛苦的难题，但解决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所有同胞的思想和行动中萌芽。当代城市规划的动态表明了以下可能性：我们可以停止抱有成为城市创作者的幻想，而将自己看作是众多行为者中的一个特定角色。这完全行得通！ 从此，我们对政治通过提问表达。我们能在各个层面建立公正的政策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欧洲领土吗？我们能否带来一个更开放、更安全、更民主的数字世界？我们能否创造一个由自主个体、可逆集体和联合社会组成的世界社会？这些问题有待包括你我的所有人和每一个人来回答。